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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薛憶溈《首戰告捷》短篇小說集
白求恩（Henry Norman Bethune，十八趴設限 退輔會憂不利募兵， 1890-1939）是生於加拿大安大略省（Ontario）的醫師，胡志強：中央審法規 別像老師教小孩，曾在蒙特利爾（Montreal）的麥吉爾（McGill）大學任教。1936年參加西班牙反法西斯內戰，家庭資源不足至六成學生成就低落，1938年來中國參與抗日戰爭，ECFA簽署三年 台灣得到什麼？，在晉察冀邊區從事救助解放軍傷患的醫療工作，愛立信要買微軟IPTV部門，備嘗艱辛。1939年在外科手術中受傷遭到感染，因敗血症病逝於河北省唐縣，享年四十九歲。死後因為毛澤東所寫的一篇〈紀念白求恩〉在文革時代成為人人必須背誦的老三篇之一，在中國大陸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使得在加拿大他的故鄉也不敢輕忽，傳記、電影、塑像、紀念館等凡是名人所有的，他也都有了，但無論如何他在加拿大的影響力絕對無法與他在中國的相比。在中國大陸，他是「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聖人，如今當另一位全心為人民服務的典型雷鋒失去光彩，幾乎為人民遺忘的時候，白求恩仍然魅力十足，不過這魅力並非來自他一生「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行止，反倒是對這位個性複雜的怪人的好奇與探索。說他是怪人，並非誇大，因為他與常人不同，一般人追求的是安定與安全，他偏偏遠離平靜安樂的故鄉跑到西班牙和中國的戰場火線上去；一般人追求的是衣食豐足，他偏偏自尋艱苦的生活；一般人當然想盡辦法與所愛的人團聚，他偏偏遠離所愛，寧願忍受思念的折磨。
文革成長的一代人，無不對白求恩印象深刻，但恐怕很少有人認識或了解真正的白求恩。曾經榮獲《聯合報》第十三屆文學獎的大陸青年作家薛憶溈是鍥而不捨地追求白求恩真相的一位傑出的小說家。
認識薛憶溈以前，首先認識了他的作品。2010年，前北京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劉再復在香港《明報月刊》發表了一篇〈閱讀薛憶溈小說的狂喜〉，大力推薦了薛憶溈的長篇小說《白求恩的孩子們》。這部作品後來於2011年在《新地文學》連載後又在台灣出版成書。我自己讀後也被作者綿密的文字和特具匠心的敘述方式吸引住，一口氣就讀完了，覺得的確是一部難得的佳作，就其文字的細膩精準、結構的獨出心裁、意蘊的深藏不露而論，甚至可以說是當代中文小說中的一部傑作。
後來見到了作者，是一位高大英俊的年輕人，與我想像中的作者相去不遠。知道他現居加拿大蒙特利爾，而且據他說是先到溫哥華，然後才去的蒙特利爾。我有點奇怪，多半的中國人一到溫哥華，就會被溫城的風光氣候吸住，不再想他往了；但憶溈卻棄溫暖的溫城遠赴寒冷而風光又不及溫城的蒙特利爾，這是為了什麼？唯一可以解釋的原因，就是專為追蹤白求恩的足跡。
我終於明白，加拿大人白求恩大夫對當代的中國人影響有多麼大了，憶溈自己也屬於千萬個白求恩的孩子。他在國內時所認識的白求恩，使他心中生疑，才不遠千里苦苦追尋白求恩的真相，他不但親自追蹤白求恩生前走過的路程，而且廣搜有關白求恩的資料及他的傳記，特別是他找到多倫多大學於1998年出版韓南（Larry Hannant）所著的《激情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Passion)一書，其中包括白求恩一生所留下的文字：論文、創作和大量的書信，終於使他真正接近了白求恩的心靈。
我自己看過兩部白求恩的傳記片：一部是中國拍的政治宣傳片，其中自然把白求恩描寫成一位「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聖人，或者說像一個不具個人心智的木頭人；另外一部是加拿大拍的《白求恩傳》，其中的白求恩卻是一個驕傲、任性、不肯安分守己、喜愛冒險的狂人。因為觀點的不同，白求恩竟具有南轅北轍的兩種性格，這恐怕也正是讓千萬個白求恩的孩子迷惑的地方。因此我覺得憶溈對白求恩的鍥而不捨的追尋，不但開啟了他的文學之路，而且成為他認識人生與世界的一把鑰匙。
他以後的作品都離不開所受的白求恩的啟示。譬如〈通往天堂的最後那一段路程〉，其中的懷特大夫就是影射的白求恩。抗日期間，在渡過黃河，將接近革命根據地的時候，似乎「天堂的大門已經開啟」。但是懷特大夫在給他的情人的信中卻寫道：「如果我這個無神論者也在尋找自己的『天堂』，那麼，你就是我尋找的原因，你也是我尋找的結果。」革命會是白求恩的天堂嗎？
〈一段被虛構掩蓋的家史〉，寫的是中國人在抗日戰爭被異族殘害後，接著又遭到自己同胞殘害的歷史，在長期壓制反革命的恐懼中無奈地不得不隱姓埋名虛構一段家史。主人翁終於了解「土地和語言是他們家庭悲劇的根源」，「土地太重了，人永遠也背不動它；而語言又太輕了，人從來就抓不住它。」對白求恩的誤解，也正是來自虛妄的語言，以致千萬個白求恩的孩子受到愚弄而不自知。
〈歷史中的一個轉折點〉和〈上帝選中的攝影師〉都是寫人生的荒謬，前者本該是勝利的歡呼卻因一封意外的家信而成悲劇；後者在攝影師生涯中所創造的內戰時國民黨誇稱的「六千戰俘」與大躍進時共產黨炫耀的「畝產四萬斤」等輝煌的攝影成績，反成為終生憎惡自己的記憶。這些都與「毫不利己」的荒謬如出一轍，因為連聖賢，甚至神都做不到「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何況是一個凡人！世間卻多的是「絕對利己。不妨害人」的案例，文革時代就顯示出對此最佳的歷史證據。
本書的標題篇〈首戰告捷〉寫父子間的較量，一個不准革命，一個非要革命，各自堅持己意，終導致悲劇；當然，即使父子同心，在革命的大時代中也難說能避免悲劇的發生。兒子說參加革命是為了自己，倒是一句真話，就像白求恩拋棄愛妻和安康的家園，跑到萬里外戰亂的西班牙和中國，豈是為了為人民服務？又豈是為了「專門利人」？這篇小說的潛台詞比字面上說的要深廣多了。
我們知道魯迅所厭惡的「瞞與騙」的文學，在中國革命勝利之後反倒變本加厲，到文化大革命時期可說達到高潮，直到傷痕文學開始才有所改變。上世紀八、九O年代的文學是對大陸文學提升的時期，作家開始敢於面對人生，也坦然面對自己，當然會發現世界的荒謬、歷史的謊言，但如果不再加上人為的荒謬和人為的故意欺瞞的話，這荒謬還是可以忍受的。這一代的作家，像陳忠實，像余華，像莫言，像韓少功、閻連科、殘雪、蘇童、王安憶等都從文革的洗禮中認識到玩弄文字的可怕，而企圖從不同的方向揭露出文字的欺人、世界的荒謬以及人性的陰暗和殘酷。更年輕的薛憶溈卻是揭露荒謬的高手，他的每篇小說都有虛構與真實的反差，或者悲劇與喜劇難分、勝利與失敗混淆，正如白求恩一生的遭遇最終所完成的似乎是一齣令人啼笑皆非的悲喜劇。
文學的藝術性當然要看文字的運用。五四一代的新文學作家努力寫出從文言轉化而來的白話文，像魯迅的文字，有文言的簡鍊，兼具口語的機鋒，不失犀利與深刻。而後來的白話文有兩條路線：一是向口語靠攏，像老舍的京腔、李劼人的川調；另一是吸收外語的文法、措辭及語調，大多數新文學作家都受此影響，台灣的作家更甚。余光中曾論到「西而不化與西而化之」的問題，即針對當代中文作家無法自外於西文的影響而發。憶溈的文字接近翻譯體，受益於西文的精確性與邏輯性者良多，可幸他是屬於「西而化之」一類，並沒有「西而不化」之弊，反倒豐富了今日的華文漢語。但是這樣的文體仍只是文學語言，而非大眾用語，不是寫實劇所追求的人物對話。憶溈自言：「每天臨睡前都要讀一段喬伊斯經典的文字。喬伊斯不厭其煩的細膩和一絲不苟的節奏是我永遠鍾情的偶像。」（見薛憶溈〈「好文學」的「壞運氣」〉一文）喬伊斯的語言正是文學語言，既非杜柏林的日常白話，也非倫敦人的閭巷俗語，但是正如憶溈所言，可以「揭示人性的奧祕，傳播語言的隱私，展現時間的魅力。」（也見〈「好文學」的「壞運氣」〉）。
薛憶溈的「好文學」目前已完成三部長篇小說、五本短篇集和三本隨筆，在大陸一面贏得文評家的喝采，另一面卻遭遇到出版的困難；《白求恩的孩子們》至今還無緣在大陸面世。我衷心盼望憶溈已經渡過了「壞運氣」。然而運氣卻是難以預料的，即使在自由開明的國度裡，好文學也不一定會走好運，貝克特的小說，若非他有位鍥而不捨的女友跑遍了巴黎的大小出版社，他的小說可能見不到天日；卡夫卡的作品靠了一位不遵守作者遺願的朋友才為世人所知，誰知世間曾經有過多少個卡夫卡不聲不響地被埋沒了？何況是在一個由視文學為政教宣傳、視作家為具有潛在威脅性的異議者的人士把關的國度裡，「好文學」期望遇到「好運氣」，那就真的要看作家的「運氣」了。
註：薛憶溈《首戰告捷》，2013年9月上海東華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