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上周作出首波關廠工人不必還款的判決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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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宣布放棄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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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同意民國一百年後還款者可以全數領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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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已還款的則不歸還。此舉立刻引發「一案兩制」的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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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經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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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似正轉而傾向對全體關廠勞工一視同仁處理；這樣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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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是正確方向。
法院首波判決後，本報八日社論「考量社會成本，勞動部應放棄上訴」一文，即主張政府趁此將糾纏十七年多的關廠工人抗爭事件作一了結。理由是：一，避免此案抗爭一再激盪社會情緒，卻長年無解；二，對當年公權力處理勞資爭議未盡持平，應盡彌補之責；其三，讓抗爭工人能放下忿懣，回歸正常生活。行政院之作為，呼應了此一呼籲，可謂從善如流。
問題是，政府在展現善意之際，如果將全案切割處理，把稍早已經還清貸款的工人當成「乖小孩」，認為可以棄他們遵法的美德與善意於不顧，卻獨對上街抗爭的關廠工人屈服示好，將其貸款一筆勾銷；這樣的雙重標準，不僅將讓已清償的工人忿恨難填，甚至也無異向社會宣告「會吵的小孩有糖吃，規矩的孩子沒人理」的喧鬧邏輯有用；這不僅不公，也在對守法遵法的人施予懲罰。如此一來，台灣的法治和倫理還有人會相信嗎？
勞動部稍早宣稱民國一百年一月二日前還款的部分將不退還，是以「行政追訴期」為界；亦即，勞動部只認可追訴期限已過的部分，仍未脫「法律處理」的思維。事實上，在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的判決，除了論及追訴效期之外，同時認定是因為當年「國家法治不健全」及「勞委會未善盡監督之責」，導致關廠勞工求償無門；這些高層次的問題，若沒有「政治處理」的視野，將顧此失彼，難以周全。
十多年來，在一一○五名關廠工人中，有四百八十人準時還清了貸款。可見，這些人了解這筆錢的性質是「貸款」而非「賠償」；也因此基於善良公民之義務，他們依約償還了貸款。事實上，勞動部門長期以來也是拿這四百多人當成樣板，以他們作法為據要求其他勞工比照辦理。而今天，如果一夕豬羊變色，積欠的人變成了勝利者，而還款的人卻變成「守法的傻瓜」，落得遭人譏嘲；那麼，這人間豈還有公道是非？
那天勞動部宣布撤銷上訴後，許多抗爭勞工相擁而泣，有些人更不敢置信地追問：「這是真的嗎？」可見，長年懸而未解的抗爭落幕，對這群飽受折磨的人是多麼重大的人生解脫。但令人驚訝的是，談到已經還款的人，這群抗爭勞工卻抱著極不諒解的態度，指責還款者是畏怯怕事、不敢上街，也因為他們還了錢而讓積欠者的抗爭之路走得更辛苦；他們甚至指責，還款者若未獲退款，是咎由自取，因為沒有為抗爭付出過力量。
聽到這樣的談話，不禁令人心頭一驚。一千多名關廠勞工，本來同是惡性關廠企業風潮中的受害者，應該是命運與共的成員；但經過十幾年的行政催討和操弄下來，他們卻被分化成互不諒解、甚至有些敵意的兩群，這是多麼可悲的事！可見，公權力的行使偶一不慎，不知不覺便摧折了人性；這真是可怕的殷鑑。
回顧此案十七年來的轉折，事情之所以演至如此積重難返，主要關鍵不在勞運團體的插手介入，而在歷任官員的步調不一，致使事態脫軌。涵蓋藍綠陣營的八名勞委會主委在內，有人向勞工作出曖昧的承諾稱「貸款」為「代位求償」，有人暗示政府不可能追討借款，有人則做做樣子隨便敷衍一下，卻一直沒有人積極去向資方追討欠款。也因此，關廠工人事件基本上是一件典型的「藍綠共業」，如果必須道歉，八名主委應該一起出面道歉──向這些委屈十七年的勞工，也向飽受紛擾的社會大眾。
若以「補助」方式退款給已還款的四百多名勞工，將需要二億元資金；為了維持台灣社會對守法、信諾美德的信任，政府無論如何要把錢籌出來。我們也希望，抗爭工人可以樂見自己努力的成果與未上街的工人共享；畢竟，站在勞工同一陣線的立場，彼此是同志，而不是對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