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永豐接掌台北市文化局長時曾說自己天人交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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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他還是將每天當成第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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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當成最後一天。 記者魏莨伊／攝影 分享 facebook 在菸農家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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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文化局長鍾永豐自稱是農村的野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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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農村孩子不一定夠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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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下之意是他夠；接掌文化局長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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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說自己天人交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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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隔1年多，他說把每天當成第一天，也當成最後一天，因為這裡「危機四伏」。鍾永豐自小跟著家庭勞動，放牛、灑藥、燻菸葉；進入高中時瘋排球，大學重考，上了成大土木系也不上課，聽搖滾樂、打排球、大量閱讀過一天，代價又是被退學，他不覺得自己叛逆，要聽從自己內部的聲音。進高中以前，鍾永豐以為全世界都說客語，結果到了大社會才發現「喉嚨無法自由的張開」，文化差異促使他不斷思索探尋，走進社會底層，參與1990年代美濃反水庫運動。搞社運的抗爭者、詩人、作詞人，這些都是鍾永豐的頭銜，他筆耕關懷這片土地，多次獲得金曲獎，創作占有一席之地，即便寫作可以養活他，但他不喜歡以寫作為職業，「我喜歡在社會中旅行，這樣人才豐富。」走進公部門也是旅行的一種，從南台灣到北台灣，鍾永豐的角色更多，高雄縣水利局長、行政院客委會主秘、台南縣政府機要、嘉義縣文化處長，並在柯文哲剛就任市長時經推舉成為台北市客委會主委，再轉任文化局長。進北市府前，鍾永豐有5年賦閒在家，反芻經驗、汲取新知，寫了1本書、2張專輯，但進入文化局團隊後創作幾乎中斷，這份工作讓他的時間變得零碎。文化局業務繁重，又面臨諸多文資爭議，鍾永豐說，這裡「危機四伏」，太多微不足道的事都可能非常狼狽窩囊，必須保持警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