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美國總統川普（D. Trump）宣布由鮑威爾（J. Powell）接掌主席一職後，割稻吃米糕 好米收冬祭暖身，各主要國際媒體從其經歷、理事任內的作為，開車撞傷孕婦 黃韻玲：我沒酒駕，以及他主張調整伏克爾法則（Volker's Rule）的立場，敏惠醫專長照科 與5醫院簽約，可望與稍早獲任命為聯準會監理副主席的夸利斯（R. Quarles）共同推動金融鬆綁政策等情勢，形容這項任命案是打「安全牌」。但真是如此嗎？恐怕未必！聯準會主席是一個極需要與市場建立「互信」的職位，以至於自1935年起的歷任主席在首屆任期與市場磨合出互信後，多會再獲任命一次。如今，具有總體經濟學深厚功力、市場有所了解的現任主席葉倫（J. Yellen）未曾表示求去之意，卻被換上一位有華爾街背景、律師出身的非典型繼任者，金融市場自然會懷疑其有政治考量。被用有色眼鏡看待的鮑威爾，未來的作為很容易遭到「過度解讀」。同時，也讓人聯想到聯準會未來的政策重心不只是貨幣政策，還包含金融市場。問題是，近年來主要央行的超寬鬆貨幣政策，雖背負著資產價格嚴重背離基本面的原罪，但當代貨幣政策思潮仍認為，貨幣政策的主要目標僅需侷限在經濟的穩定性上，金融市場的問題應交給總體審慎政策處理，以免貨幣政策目標過多，導致政策難以溝通、不同目標間相互衝突等問題。也就是說，當鮑威爾的貨幣政策不只易被解讀為川普政府服務，且跨界到金融市場時，聯準會與市場間的溝通落差勢必擴大，政策有效性也會大打折扣。或許有人認為，聯準會內有許多優秀的經濟專家，鮑威爾若能有效地「管理」他們，即可勝任主席一職。但這種觀點把聯準會主席的工作看得太簡單，不知經濟活動的複雜程度遠超過世人想像。就像1980年代初期的停滯性通膨難關、2000年後的網路泡沫、911恐攻事件、金融海嘯等危機事件的關鍵時刻，聯準會不只要決定貨幣政策的方向，還要懂得拿捏輕重，更要有勇氣做出正確的決斷，或有「創意」地推出新的貨幣政策工具。換言之，聯準會主席不能只熟悉貨幣政策，更要對政策的「眉眉角角」運用自如。想想伏克爾（P. Volcker）為聯準會樹立了追求貨幣政策目標的威信；葛林斯班（A. Greenspan）奠定了利率作為主要貨幣政策操縱與和市場溝通的基礎；柏南克（B. Bernanke）不只落實他研究的非傳統性貨幣政策，更強化聯準會透明化的程度；即將卸任的葉倫，則在實踐「前瞻指引」（forward guidance）上居功厥偉，就不難理解聯準會主席工作的難度有多高、引導當代中央銀行學思潮的角色有多重要。而這些對擔任聯準會理事五年，頂多「理解」貨幣政策操作的鮑威爾而言，著實是不可能的任務。更何況，當前全球經濟雖沒有立即的危機，但各類資產價格早已偏離正軌、經濟結構也產生轉變、科技變化讓聯準會看重的通膨，有了新的形成過程等變化，未來勢必要採取「不一樣」的政策操作邏輯因應，這卻是鮑威爾不擅長的。遑論目前各界對鮑威爾的信任僅是對葉倫的移情作用，若川普總統在五名理事缺額上，任命如泰勒（J. Taylor）般有強烈貨幣政策理念者出任理事或副主席，注重共識且貨幣政策沒有主觀意見的鮑威爾所執掌下的聯準會，還會是鴿派嗎？很顯然的，當前金融市場對所謂「葉規鮑隨」的安心，有些言之過早。（作者是元大寶華綜合經濟研究院董事長、國立台灣大學經濟學系兼任教授梁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