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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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白宮為主的政治力量不斷要求聯準會（Fed）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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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聯準會主席鮑爾仍不為所動。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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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美國總統川普丟下將於本周五再度對中國加徵關稅的震撼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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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各界擔心若美中貿易談判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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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造成金融市場動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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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令美國經濟承受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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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對「職責所在」的聯準會產生強烈期待。之所以有這樣的寄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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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金融海嘯發生後，聯準會共進行三輪量化寬鬆措施，且將金融穩定納入政策制定考量中，使其成為聯準會法定雙重職責（Dual Mandate）─物價穩定與最大化就業之外，另一個隱性的政策目標。然而，聯準會對金融穩定的定義莫衷一是，權衡尺度掌握在少數官員之手，易對貨幣政策推行產生雜音。因此，在力促當代貨幣政策目標能有效執行上，聯準會職責範圍究竟應如何劃定，產官學界看法各異，並概分為三大觀點： 第一類觀點認為，應將金融穩定升格為聯準會的政策目標之一，亦即將雙重職責轉變為三重職責（Triple Mandate）。原因是金融海嘯後的經驗顯示，金融恐慌與經濟衰退將讓物價與就業偏離目標，代表金融穩定與物價、就業穩定是一體兩面，忽略金融穩定將難以達成兩大政策目標。所以，將金融穩定設為聯準會的政策目標之一，無疑是確保經濟穩定的要件。第二類觀點則認為，聯準會應簡化政策目標，將雙重職責改為單一職責（Mono Mandate）。持此觀點者強調，當前聯準會的雙重職責係建立在菲利浦曲線上，也就是物價與失業率之間的抵換關係。但如今的生產特性已經與以往不同，諸如自動化、頁岩油革命降低生產成本，將長期拉低物價等，以至於當失業率處於低點，且物價沒有顯著上漲壓力時，聯準會就陷入是否該繼續升息的難題中。一旦雙重職責出現對立，不僅官員們會有不同見解，金融市場也備感困惑，反而將加大市場波動。第三類觀點指出，現行雙重職責毋須改變，但聯準會須增加政策的可預期性，例如公布升降息等政策的決策公式，才能正確導引市場預期，且應藉由強化金融監理來達成金融穩定，而非透過市場干預來實現，以免觸發市場投機性行為，讓道德危機更頻繁發生。這三類觀點有其立論基礎，卻也各有不足之處。像是維持現行雙重職責，並強化金融監管以確保金融穩定，除了會面臨物價與就業兩項目標時有衝突的老問題外，在防範風險上恐將過於被動；而將物價穩定視為單一職責，則在日趨複雜的金融與經濟活動下，待聯準會觀察到物價變化再出手，為時已晚。相形之下，將現有的雙重職責改成三重職責，應是較合宜的方式。即使難免會有貨幣政策制定更加複雜的疑慮，但鑑於金融海嘯後，各界尤為關切金融穩定，諸如明斯基時刻（Minsky Moment）、債務超載（Over Debt）、資產負債表衰退（Balance Sheet Recession）等相關議題頻繁出現，且隨著金融科技日益進步，金融交易的形式愈趨複雜，聯準會若單以監管方式進行金融管理，其政策有效性只怕會逐漸減弱。所以，與其讓聯準會被動地追趕市場變化，倒不如擴增其職責範圍並主動出擊。同時，將金融穩定設定為聯準會法定任務後，如量化寬鬆等政策執行可有確實的法源依據，成敗也能有客觀的評定準則。無論如何，自1977年聯邦準備法案修正案通過後，長期奉行物價穩定與最大化就業雙重職責的聯準會，未能於事前妥善防範金融海嘯來襲，已反映出隨著時代變遷，聯準會職責與政策目標已有調整的必要。因此，聯準會是否會受美中貿易談判可能破局的影響，進而改變現有貨幣政策走向，固然是當下亟須追蹤的議題，但若想掌握聯準會政策動向對全球經濟與金融市場的深遠影響，則要長期密切關注其對自身政策使命定位的動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