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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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政府宣布遷台。圖為民國91年元旦升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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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府尖塔上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緩緩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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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東方旭日已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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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清晨一輪明月才要西沉。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分享 facebook 十二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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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平凡的日子？我問過不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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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沒人知道這個日子有何意義。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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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時李宗仁代總統以養病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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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滯美不歸。一路流亡到成都的中央政府經由閻錫山行政院長主持的院務會議宣布：政府遷都台北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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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在西昌設立大本營，指揮戰事。西昌在紅潮氾濫下，很快被淹沒。國府遷都台北後，歷經艱辛，戒嚴解嚴，藍綠上上下下，政局自此安定下來，一定七十年，開創國史上未曾有的新局。在此之前，一九四九年四月，國府自南京遷廣州；十月，自廣州遷重慶；十一月，自重慶遷成都。不到一年之內，被解放軍追趕著跑，遷都四次。航空里程共四八四三公里，換算成華里，再換成曲折的陸上行程，其距離應遠超過一九三五年紅軍由井岡山一路流竄到延安的兩萬五千里長征。 但中共的兩萬五千里是長征，一再被歌詠，毛澤東驕傲地宣稱：「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歷史上不曾有過這樣的長征。國府的南渡大江大海卻被視為是流亡，是轉進。國民黨不想提，民進黨不願提，共產黨認為根本不值得一提。十二月七日，在國共共識、藍綠默契的氣氛下，它被遺忘了，塵埋於昏暗的歷史扉頁中。中共的兩萬五千里和國府的渡海南遷，同樣是流亡，同樣是前途茫茫而又後有追兵。在這兩場同樣悲壯的長征裡，國共雙方同樣是獵人與獵物的關係，只是前後角色不同而已。但為什麼前者變成一首浪漫的長詩，後者則成了一齣不堪回首的悲劇？如果前者之所以稱為長征，乃因這件遼遠的軍事敗亡之旅為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的共產主義革命布下了樁。但同年十二月七日的國府渡海遷台，難道就沒有為後來中華民國的發展奠下基礎嗎？這樣劃時代大事，如果當事者竟連提問題都無法提，除了是創傷遺忘症候群外，不好解釋。但十二月七日這個日期是和中華民國的意義綑綁在一起的，沒有七十年前那天的遷台決議，中華民國早已成為歷史名詞，朝野雙方也沒有機會爭辯九二共識、主權獨立的議題。沒有當日的中華民國，今日的台灣只會是另一個海南島。一九四九年、中華民國與今日的台灣，三者是內在的關係，無法割離。即使國府當年是外來政權，也是內在的外來政權，不存在位於台灣外部的政權事件的解釋空間。一九四九的政治符號和中華民國的理念分不開，中華民國的理念是有現實基礎的，它是築基於中華文明上的民主憲政的國體，七十年來台灣社會的發展是築基於代表中華民國理念的憲法基礎上的。中華民國體現於今日台灣的民主制度、人文社會、自由經濟制度上面，它誠然不夠完美，但它應當已向五千年來最合理的道路上邁進。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的共產主義革命是較晚近的，但晚近的事件不一定有更豐富的內涵。十二月七日的南遷渡海是重要歷史時刻，此日的遺忘到底是台灣人民集體自我修復的復健工程，還是集體沉溺、不願面對現實的病兆？答案可能在於我們如何面對「中華民國」。如果朝野雙方面對中共，強烈要求對方正視中華民國的存在，這樣的朝野共識存在的話，我們內部也必須正視中華民國的存在。一個內外不一致的聲音是傳不響的，它只會是口號，而口號是沒有力量的。，